1988年，风烛残年的沈从文，依旧对遥远的故乡念念不忘：“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1]

在沈从文研究中，“乡下人”自我认同难以回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Kinkley)就曾指出，“沈从文为他的乡下人提供了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道德感召力量。……他笔下蒙昧无知的乡下人，用不正统的价值观来观察当今世界，然而对目前变革抱着既甜蜜又心酸的讽刺看法。”[2]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知识考古学”等研究方法的普及，相关研究大多能够规避对“乡下人”认同的本质化观点，重点呈现其与现代中国“大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至少在笔者阅读范围内，现有研究大多将沈从文“乡下人”认同的起始时间界定为上世纪30年代中期，并将其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我实在是个乡下人”的自白作为“乡下人”认同形成的标志。上述判断总体固然能够成立，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乡下人”认同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乡下人”认同几乎贯穿沈从文整个文学生涯，其发端在沈从文明确提出“乡下人”或类似概念之前早已开始，并渗透在沈从文各个时代、不同题材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当中。此外在不同时期，“乡下人”自我认同面对不同的“他者”，呈现不同的内涵，不仅反映了沈从文个人遭际的浮沉，也折射出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多重侧面与复杂内涵。

一、乡土记忆作为与都市文明对话的资源

1923年，沈从文告别湘西，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作为乡土文明“他者”的北平，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最初形成创造了条件。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较为鲜明的“自叙传”色彩，“乡下人在都市”是其中的重要题材。

应当承认，在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窘迫客观存在，这在他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狂人书简》等文本中有所体现，然而至少从1925年开始，在沈从文的“自叙传”作品中，“症候式裂隙”开始频频出现。在发表于1925年8月25日《晨报·文学旬刊》的《到北海去》中，沈从文写道：

没有馒头，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我神往的食物。馆子里有的是味道好的东西，可是却如像忘了为我预备一样。……于是，恍恍惚惚出了办公室，出了衙门，跳上那辆先前已雇就在门外等候着的洋车。(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在发表于约20天前即1925年8月4日、6日《晨报副刊》的《绝食以后》中，沈从文写道：

他把小抽屉里剩下的那片不到手掌大小的咸面包嚼完后，呷了几口开水。让肚子在那里叽叽咕咕，却不去理它。……如梦幻似的出了大门，又如梦幻似的进了京兆尹公署。

首先看《到北海去》中的文字，“没有馒头，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我神往的食物”看似是在描述主人公生活的困窘，然而接下来“馆子里有的是味道好的东西，可是却如像忘了为我预备一样”一句，却道出了主人公真实的生活状况。在《沈从文传》中，凌宇记述在1924年郁达夫曾登门看望沈从文，之后邀沈从文在附近小饭馆吃饭，共花去一圆七角。[3]根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1920年代初北京一个四五口之家每年平均伙食费约132圆，也即每月11圆基本可以维持，洋车即黄包车起步价则在2-4角之间。由此可见在当时，无论是下馆子还是坐洋车，对普通市民而言绝对算得上奢侈。此外，倘若参照沈从文后来在《从现实学习》中引述姐夫田真逸的说法“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4]《绝食以后》中没有大学文凭的主人公能够获得一份京兆尹公署的工作，无疑非常幸运。

类似文字还出现在沈从文《一天》《用A字记下的故事》《一个晚会》《生之记录》等文本中。细读上述文本不难发现，其中尽管有对沈从文现实生活的记述，但更多隐含的是其对都市绅士生活的期许。换言之，此时沈从文着力渲染的更多是一种“想象性窘迫”而非现实生活困境，其得不到满足的也并非基本生活，而是内心中对都市文化圈的倾慕。

除了经济上的“想象性窘迫”，情欲的压抑，也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中经常涉及的内容。主人公对女性的观照大多带有“窥视”性质，被“窥视”对象则几乎全部是现代都市女子，包括“打着花绸的遮阳伞”(《到北海去》)或“打扮得像新娘似的”(《一天》)摩登女子，“身段虽不很活泼娇媚，但有种成熟的少女风味”的女运动员(《一天》)，气质颇佳的知识女性(《看爱人去》)，等等。

刘禾在对《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分析中认为，“对叙事者而言，那位绅士之女作为年轻女性的吸引力，既表明她高不可攀的社会地位，也道出了叙事者本人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权利。因此，性欲望乃是关于缺失和满足的喻说，它阐明了叙事者与其情敌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社会条件。”[5]上述观点大体适用于对沈从文早期自叙传中其他“乡下人在都市”题材文本的分析，在沈从文笔下，主人公情欲的压抑，常常来源于其现实经济状况和期待中的都市绅士生活之间的落差，在宣泄其“未经文明教化的蓬勃元气和旺盛情欲”[6]之外，更将其渴望进入都市文化秩序、分享文化乃至社会资源的欲求和盘托出，沈从文后来的人生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沈从文而言，实现上述期许的前提是得到文坛认可，湘西乡土题材作品，成为其跻身文坛并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资源。在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京报·民众文艺》的《市集》中，沈从文以全景视角描绘了家乡湘西特有的乡土风情。半年后，当此文被《晨报副刊》转载并署上沈从文真名时，主编徐志摩评价道:“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

全景视角在沈从文此后的乡土题材叙事文本中被大量使用，包括1920年代创作的《槐化镇》《我的小学教育》《福生》《瑞龙》《在私塾》等，同时沈从文常常使用反复叙述的手法来描摹湘西的风土人情，如早期作品《往事》中：

间或有个时候妈也会睡觉，必到大哥从学校挟着书包回来嚷叫肚子饿时才醒，那么，夜饭也必定是要晚一点了。[7]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他们照往日样，各据着一条矮板凳，坐在院坝中说笑。(《夜渔》)[8]

上水船下水船一上一下，总得四五个船夫跳下水去，口上哼哼唉唉，打着号子，在水中推推拉拉，才能使船走动。(《船上》)[9]

笔者认为，全景视角和反复叙述的使用就效果而言，造成了文本叙事性的减弱和描写性的增强。全景视角着重展现的是事物的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着重强调的是事物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反复叙述的核心则在于“除去每一次出现的特点，只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系列相似的仅考虑其相似点的事件”的复现，其结果是“对无时间性的醉心”，即在弱化事物历时性的同时，刻意强调其共时性。[10]这一特点在沈从文之后许多文本中被秉承了下来，甚至叙述让位于描写，如《凤子》《一只船》《逃的前一天》等，贯穿于平淡情节的，是对乡土风物的全景呈现。对上述处理，以往研究者大多从叙述技巧层面进行探讨，这在美学方面不失为很好的开掘，却不足以发掘沈从文特有叙事语言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文化诉求。

在《叙述与描写》中，通过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和福楼拜、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创作风格的对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认为，叙述旨在追求作为目标的总体性，而这种追求，直接凸显了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诉求；而“描写使每一个事件都成为同一时间的。我们描写我们面前所看到的一切，并且……把它变成了同一时间的存在”，由此实现了对象的“客体化”。[11]对象的“客体化”，带来叙述者作用的强化，对叙述者而言，“乡下”不仅是一个被表述的存在，而且是一个被表述的存在，被表述为一个仿佛亘古如斯的存在。对象的“客体化”，还使接受者的接受空间得到解放，所谓“乡下”唯有被他们接受之后才能具有价值，才能进入都市文化秩序。

由此不难看出，“客体化”的叙事策略，其直接结果是使作为表现对象的“乡下”失去历时性，失去历时性也就意味着失去自身历史，而失去历史的代价则是失去自我表述的资源与可能；与此同时，“乡下”的共时性却被放大，其结果是使其成为一个“标本”式的存在，成为一个被表述与接受的对象，表述行为本身与其说是建构了关于“乡下”的形象，不如说是凸显了讲述者的作用，“乡下”唯有在他的讲述中方能被都市读者接受并获得意义，而这，不正是当时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孜孜以求的么？

1928年1月，沈从文南下上海，之后几年通常被称为其文学生涯的“上海时期”。考察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乡土题材叙事文本，不难发现“奇观化”倾向趋于明显。如1928年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对湘西的“奇观化”处理，常被研究者从后殖民的角度进行解读。而在《夜》《我的教育》《渔》《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文本中，则着力描述甚至是渲染了湘西的“独特景观”——砍头。对此刘洪涛从湘楚文学的“非道德化”倾向出发，认为“它在现代社会显得弥足珍贵，党派斗争、伦理道德不损耗它，个人浪漫主义不曾瓦解他，它的充沛元气与勃勃野性献给了人类群体的生存奋斗。”[12]王德威则从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传统出发，认为“沈从文的修辞策略使紧迫和不紧迫的主题在同一叙事层面上隐现自如，甚至造就一种参差的和谐。”[13]

然而，沈从文1930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中的一段文字，似乎提示了理解上述问题的另一种可能：

我讲说我亲眼看见杀过一千人，大部分是用大的锋快的刀子砍头，小部分是用枪打脑壳把脑髓倾出为度，又有一些是花样翻新，破肚开膛吧心肝取出示众。……但是我说这些准什么事？在另外一些地方，不是成天还这样不断的热闹着么？这应该是可以夸口的事么？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杀人么？[14]

原本可能发生于诸多时空的事件，却因“奇观化”的文本策略被审美化。具体而言，“奇观化”的文本策略，放大了作为讲述对象的湘西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一方面制造了“陌生化”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使作为“讲述者”的沈从文重要性得以凸显。随着一批湘西“奇观化”题材文本的写作和出版，沈从文在文坛地位逐步提升，从1925年到1929年间，沈从文累计发表作品200余篇，出版作品集20多部，赢了“中国大仲马”等赞誉。

从1923年离开湘西到30年代初在文坛站稳脚跟，是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发端期。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乡土记忆是沈从文与都市文明对话的资源，尚在形成中的“乡下人”认同则是连接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对此时的沈从文而言，上述认同与其说包含了独立的文化思考，不如说更像是一条捷径，借助对“乡下”和“奇观”的讲述，沈从文一步步融入都市文化秩序。沈从文常常以“乡下人”的姿态对都市文明进行抨击，但在文本的“症候式裂隙”中，常常能够看出其对都市生活及其文化圈的倾慕；沈从文也常常赞美以湘西为代表的乡土文明，但这一切却是以现实中乡土的缺席为前提的，否则沈从文大可不必如他在“自叙传”中所讲述的那样，独自离开故乡湘西，在尘土飞扬的故都与光怪陆离的沪上辛苦挣扎。

二、本土文化资源与“中国形象”

1933年，沈从文应邀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了其文学编辑生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场域中话语权的获得。从19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爆发，是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乡下人”认同实现了由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范畴到独立美学乃至文化范畴的蜕变。

在稍早之前的1932年10月15日，沈从文与高植、程一戎、林庚一道创办《小说月刊》杂志，刊印4期后因经费不足停刊。在《小说月刊》第一期的《编后》，沈从文写道：“我们只用一种最最诚实一点也不花哨的属于乡下人的质朴心肠来从事这个。我们想拿这个诚实去换取多数读者的信任，我们也想拿这点诚实得到一切爱好文艺者的同情。”[15]

考察几位合作者的情况，不难看出其身份与“乡下人”基本不沾边。高植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中译本译者之一。程一戎在抗战爆发之后担任国民党遂昌县党部特派员，抗战胜利后在《东南日报》担任编辑。林庚青年时代是知名现代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史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泰斗之一。

然而沈从文依旧选择了“乡下人”的称谓，为自己，也为几位同道的城里人。

在1934年12月为萧乾《篱下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再次使用了“乡下人”的称谓，来指称自己和并非乡下人的萧乾。在沈从文看来，“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在《题记》的结尾，沈从文评价萧乾：“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机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己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养成他更完全的作品。”[16]

此时的沈从文，早已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乡下人，“乡下人”认同对沈从文而言，渐渐超越了城乡二元格局，更多用来指称特定的人生态度与文化姿态，从而区别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城里人”。正因为有对上述姿态的坚守，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才能努力“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才能默默承受不被理解的寂寞，坚持“一个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自然是不相称的。”[17]同时，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也渐渐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局限，上升到国民精神再造的高度，从而回应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国民性”的命题。在发表于1933年 10月13日的《文学者的态度》中，沈从文认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沈从文认为，正是在历史的阵痛中，民族文学方能成熟，民族方可重生。[18]在不久后发表的《打头文学》中，沈从文指出：“文学的基础若立于‘去伪存真'方面，我们的愚蠢方能有消灭的希望，也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19]

考察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不难发现以国家、国民等为代表的现代性话语的“渗入”趋于明显，这一方面源于沈从文自我境遇的改变，“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社会身份，都在将沈从文强力地纳入到‘体制’之中，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20]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成为国家认同的“催化剂”。在写作于这一时期的《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呈现了现代文明进入湘西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湘西原有文化完整性的瓦解。尽管从情感来说，沈从文对后者更加留恋，如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写道：

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21]

然而，作为标题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公元纪年的使用，已然道出了现代线性时间“进入”湘西的客观事实，正如学者李杨所说：“在较早的时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分界线一直是不固定的，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些差别变得异常明确，……时间变得急若流星，不可逆转和难以捉摸。”[22]在时间飞逝中，湘西的一切正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水手与妓女皆失去了《柏子》中的健壮与狂野，为生存而辛苦恣睢地挣扎(《桃源与沅州》)；商业亦失去了往日的熙熙攘攘，使得作者禁不住痛心地发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了，是谁的责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就连自然环境也渐渐失去了曾经的秀美，因为“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寒暑交替，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最终结果，自然是“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箱子岩》)

作者怀着找寻少年记忆的渴望来到湘西，最先“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生活状态，似乎暂时满足了作者的预期。然而随着脚步的深入，原先的寻梦之旅只能存在于梦境之中。通读《湘行散记》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到作为健康人性代表的乡土文明，则要么存在于文字记载中，要么存在于记忆之中，要么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却很少有作者亲眼所见。与上述问题相伴的，却是现实中乡土文明的瓦解以及由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过浦市时，“这个经过昔日的繁荣而衰败了多年的码头……如今小船到了这个地方后，看看沿河各码头，早已破烂不堪。……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曾经英俊威武的军人如今早已丧失了拯救自我的能力，“他们没有信仰，更没有幻想，最缺少的还是那个精神方面的快乐。”(《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当见到绒线铺里已经被时间与鸦片毁了的傩右，还有滕回生堂“瘦小如猴干瘪瘪的”干哥哥，作者所能感受到的只能是“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攀谈已是多余，唯一能做的就是匆匆离去——《湘行散记》也就这样仓促收场。

几乎创作于同一时期的《边城》，尽管其中着力塑造的田园牧歌图景与《湘行散记》中趋于破败的湘西相去甚远，然而如果立足国家视野，不难发现两者殊途同归。在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边城》呈现了一个来自边地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应对现代性焦虑时“反求诸己”、在本土资源中寻求“药方”的选择。具体而言，在时间坐标上立足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在空间坐标中立足地方资源融入国家话语，从而探索中国应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不同方式，探索“中国形象”更为丰富的内涵。“《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23]

正是现代国家话语的展开，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必要；也正是日益强化的国家认同，为“中国形象”意义的拓展提供了可能。正因为此，沈从文一方面怀着对乡土“不可言说的温爱”描绘记忆中的湘西，描绘一方中国文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一方面告诫身在都市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和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24]

至此，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大体成型，“乡下人”实现了由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范畴到独立美学范畴的升华。这一升华，从文学史角度而言，拓宽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视野，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内涵；从现代国家文化建构角度而言，则赋予了“中国形象”更加多样的可能性与更加广阔的意义空间。

三、湘西“驱魅”与文化建国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使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得到强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作为重要的建构性因素，作用举足轻重。据学者刘增人统计，仅仅在上海，从1937年11月沦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创刊的期刊达400余种，影响较大的有《前锋月报》《前锋周刊》《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红星杂志》等。[25]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从文涉及“乡下人”认同的文本包括《烛虚·五》《水云》《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短篇小说》和《从现实学习》等。从这些文本不难看出，沈从文越来越站在宏观的国家视野思考乡土文明的现代命运。在《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中，沈从文写道：“我还是在努力学习明白‘人’，并训练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用乡下人老实方法，来表现，来处理。”[26]此文发表于1942年2月11日《大公报》的“战国策”专栏，在该专栏上，沈从文先后发表《烛虚》《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废邮存底》《读英雄崇拜》《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小说作者和读者》《谈家庭》《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等文章，使该专栏成为他在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在一系列文章中，沈从文表达了对文化建国的思考，如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新文化运动20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在文章最后，将新文学发展与“建国”命题相联系，提出“我们要建国，便必需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27]

国家认同的加强，在这一时期沈从文乡土题材叙事文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散文集《湘西》与小说《长河》是其中的代表。1938年初，沈从文在南下途中再次返回故乡湘西，前后逗留三月有余。此时由于抗战的扩大，湘西加速融入现代国家体制，与战争有关的人和事在原本闭塞的山寨陆续出现。如果说1920年代湘西题材叙事文本讲述的是发生在湘西的“乡土传奇”，《边城》建构的是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形象”，那么《湘西》与《长河》更多通过对先前湘西形象的“驱魅”，表达了全新的时代主题：“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28]

“驱魅”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对“特殊题材”的处理上。在沈从文湘西背景叙事文本中，神巫是重要题材，在此前的《山鬼》《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道师与道场》《凤子》《阿黑小史》《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神巫之爱》等当中，沈从文对湘西放蛊、落洞等为代表的神巫风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中不乏“奇观化”的叙事策略。然而在《湘西》中的《凤凰》一文，沈从文却对湘西的放蛊、落洞等现象及其与湘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解释：“看看贵州小乡镇上任何小摊子上都可以公开的买红砒，就可知道蛊并无如何神秘可言了。但蛊在湘西却有另外一种意义，与巫，与此外少女的落洞致死，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同时沈从文坦言，过去由于对外界与湘西之间缺乏交流，外界在观照湘西的过程中，“神秘化”“审美化”倾向很难避免，“形成湘西的神秘之一部分。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29]

关于湘西的“杀人”问题，沈从文将其归于“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认为其核心是“游侠者精神”。在沈从文看来，游侠“重在为友报仇，执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30]接下来讲述了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者”田三怒的故事。进入现代社会，游侠身影早已不在，其精神却浸入了湘西人的血液，并将作为文化革新的重要资源，从而“产生过去，也形成未来。”这代表了沈从文这一时期对待传统的态度：珍视传统，但更关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关注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改造与更新。

“驱魅”的努力贯穿整部《湘西》，从《引子》中说现实湘西“不免有点失望，因为一切人和物都与想象中的湘西的野蛮光景不大相称”，到《常德的船》中“和别的水上人都差不多”的水手，还有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教仁、覃振、熊希龄、石宏规以及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现实的湘西早已突破了由历代经传史籍、稗史杂说、诗词歌赋、戏剧小说乃至新闻报道所建构的形象，以当下的、鲜活的、有机的姿态，融入到现代国家的宏大叙事当中。同时，解决湘西问题也必须从国家视野出发，“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来开发，来教育。”与《湘行散记》无奈的戛然而止相比，此时的沈从文对湘西的前途和命运多了一份理智与清醒，相信以湘西为代表的地域的、传统的文化资源，最终能够融入现代国家的宏大叙事并发挥其建构性作用。

在《长河》中，传媒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性力量，作用愈发明显。正如学者吴晓东所说：“《长河》标志着沈从文从文化理想向政治理想，从审美想象向意识形态想象的过渡，这使《长河》不同于《边城》的人类学属性，而充分展示了意识形态特征。而《申报》所象征的现代传媒的介入，无疑更加彰显了这种意识形态属性。”从理智角度而言，不断强化的国家认同使沈从文心怀期待；然而在情感深处，少年时代的乡土记忆始终无法抹去，这使《长河》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民族寓言，其未完成性昭示了其丰富性。“《长河》的意义就生成于关于传统与现代、乡土传闻与大众传媒、民族国家与区域自治、文化关怀与政治热情之间的夹缝中。”[31]

四、结语

写作于1946年的《从现实学习》一文，可以视作沈从文对“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总结。在文章结尾，沈从文写道：“我希望用这个结论，和一切为信仰为理想而执笔的朋友互学互勉。从这结论上，也就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32]所谓“脱节”，可简单地视为是沈从文在中国文坛逐步边缘化的人生遭际，但从自我认同建构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视作是作为美学乃至意识形态概念的“乡下人”已经成型，并且在当时背景下进一步发展、更新的空间已被大大压缩，沈从文素来喜爱变动不居，同时不愿做别人观念的“传声筒”，因此他最终选择离开文坛，转而关注历史文物，去找寻被文字遮蔽的曾经的鲜活。

值得关注的是，“乡下人”或类似的自我认同并非沈从文独有；相反，以乡土文明作为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资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正如赵园所说：“文化怀乡根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存在，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规定了的精神形式。近代以来文学中的怀乡，也以此区别于传统文学。”[33]换言之，无论是作为文明形态的“乡土”和作为文学类型的“乡土文学”，还是作为人格形态的“乡下人”，更多是作为现代性“认识性装置”而存在的，“发现”上述“认识性装置”的过程，也是发掘中国现代性不同侧面的过程。[34]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意义，在于其不仅折射出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城市与乡村、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更呈现出上述过程中多元的文化资源与多样的文化选择，呈现出中国现代性话语更为广阔的外延与复杂的内涵。

[1][4][3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97；374；396.

[2][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175.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三联书店，1985：195.

[5][6][美]刘禾.跨语际实践[M].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223；224.

[7][8][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69-70；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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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航海 网址: http://gjhh.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42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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