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前昭君诗简述

王昭君，是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话题。昭君出塞首次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元帝纪》及《汉书·匈奴列传》中。后来，晋代葛洪、南朝宋刘义庆以及南朝宋范晔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对昭君的悲怨有所提及。晋代的石崇的诗《王昭君辞》让昭君从历史走向了诗歌领域。现存六朝时期的昭君诗仅十余首，这个时期的昭君诗创作过于单一，题材也非常狭窄，多叙说昭君的思乡之悲情。隋唐时期，昭君诗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昭君诗的主题不外乎以下几点：1.表达昭君的孤独寂寞；2.论昭君的得与失；3.借昭君之事感叹人生无常；4.借昭君的遭遇表达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到了宋代，宋人对昭君加以更为深刻细致的刻画描写，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昭君诗都较前朝有了更大的突破。

二.宋代社会文化及士人心态

两宋时代，政治方面，宋朝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大力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科考制度使广大读书人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朝廷的君权得以加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参政热情空前高涨。文化方面，宋朝在浓厚的文华思潮氛围影响下，宋人抛开多重束缚，敢于缘事而发，就某些朝政时弊抒发自己的真知灼见。国家安全层面，宋朝处于战乱频繁，外敌入侵的时期，国家随时面临不同民族的威胁，朝野上下动荡不安，这时，既然国家赋予文人极高的重视，宋代文人就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并深刻地体现了其思想观念、情感意向、精神构架和价值选择。他们于自身见解，就主战与和亲事件上发表自己观点，同时也于自身命运表现出纷繁复杂的昭君诗。

宋代文人的待遇比前代优越，同时，宋代又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民族矛盾尖锐，使昭君诗又一次得到重视。诗人不再感叹自身命运，而是抒发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因此，宋代昭君诗更多蒙上一层民族意识和儒家诗教的色彩。著名文人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等，都做过昭君诗。另外，宋代士大夫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认同于歌妓的文化心态。无论是昭君，还是歌妓，他们拥有绝世美貌，却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所以，宋人多表现出对昭君角色的认同感。他们对昭君命运的感叹正是对自身命运的严肃思考。

宋代理学思想发达，诗人们倾向于抛开直观的形象思维，大量翻案出新，诗人们将历史、政治、伦理的思考融入其中。其中，最具鲜明创新特色、立意新奇的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第一首诗人发出的感慨总结“人生失意无南北”。表达了诗人不俗的胸襟，不落俗套，脱颖而出。第二首诗对昭君的遭遇加以创新，认为昭君的失意，不只是因为远离故国，独处异域。一句“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道出了知音难求，无法取得君王的信任与支持的失望。这是对人性本身的热切呼唤。王安石能在当时平等地看待人性、人情和民族问题，实属可贵。同时，我们也可从中领略到宋代社会思想的活跃与社会环境的宽松自由。

三.宋代民族精神与昭君诗

自古以来，文人地位之尊崇、待遇之恩厚，莫过于宋。宋代士大夫优越的历史际遇，直接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心理态势的变化，使之觉得他们应担负天下重任。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宋代文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烈地表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烈地表现出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雄心。他们“修身”“齐家”，且要“治国”“平天下”！流露出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情感。这一思想在昭君诗中多有流露。如：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一洗往日愁容，呈现出一位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陈长方“巫峡江边岁屡更”歌颂了昭君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崇高精神。又如，邢居实的《明妃引》明妃引：“汉宫有女颜如玉，浅画蛾眉远山绿。……黄沙不似长安道，薄暮微云映衰草。羌人马上鸣胡笳，绿发朱颜为君老。西风萧萧郅水寒，啼痕不断几阑干。年年看尽南飞雁，一去天涯竟不还。少年将军健如虎，日夕撞钟搥大鼓。宝刀生涩旌旗捲，汉宫嫁尽婵娟女。寂寞边城日将暮，三尺角弓调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诗中借昭君出塞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少年将军、边城猛士的形象他们意气昂扬、活力四射、慷慨激昂，表现了诗人对自身，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自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面对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宋代文人一直怀有渴望建功立业、安国靖边的情怀，这也往往借追慕、赞誉昭君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赋予昭君勇于承担国家政事的胆略与豪气。诗中的昭君，俨然一位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比如“粉身能报国，妾不爱蛾眉。”（陈宓《昭君》）；又如“一朝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姚宽《昭君曲》）

有的替昭君代言，发出豪言壮语。比如“能爲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边尘。”（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

有的歌颂昭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主动请缨的崇高精神，比如“巫峡江边岁屡更，汉宫日月亦峥嵘。此身端可清边患，谁惜龙沙以北行。”（陈长方《王昭君》）

有的以昭君自叙，通过昭君之口来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比如：“宁为龙塞青青草,不作昭阳细细腰”(吕本中《昭君怨》)“汉宫第一人，只合侍天子。……但令黄屋不宵衣，埋骨龙荒妾其所。”（陈造《明妃曲》），又如“命薄身存有重轻，天山从此静埃尘。山西健将如君否，此日安危吒妇人。”“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回凭汉使报天子，为妾奏此琵琶声。”流露出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顾自身生死，发出捐躯赴国难的悲壮豪情。

有的借昭君表达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昭君未能见宠于皇上，与士子们的怀才不遇极为相似，宋人普遍习惯于在昭君诗中寄托自己无人引荐，才华无法施展，报国无门的悲愤。如：“汉宫粉黛应无数，明妃却向毡城路。自怜倾国不用金，翻被一生颜色误。世间那有真妍媸，明妃马上休伤悲。不信但看奇男子，多少尘埋未见知。”（程鸣凤《明妃》）诗人以昭君作比，认为昭君的美貌尚能广为人知，其出塞之举让其名垂青史，而广大身负奇才的士人却终身不遇，含恨而终。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

又如，“巴峡向来惟屈姊，汉宫奚事出明姬。当时本有平戎术，中国难容绝世姿。忍死定仇娄敬策，惜生不遇武皇时。后人却恨毛延寿，断送春风入远夷。”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与生不逢时的绝望。

有的借昭君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控诉。画师毛延寿被视为昭君悲剧的始作俑者，后世，出现了很多谴责毛延寿的诗歌，宋昭君诗亦有体现。但宋人更多是紧密联系当朝国势，以古鉴今。两宋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彼此之间战争不断。契丹建立的辽国与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格局一隅，宋代腹背受敌。两宋朝廷多次同少数民族政权交兵,但最终以“岁币”等方式换取和平,形成和议局面。议和政策使两宋政权得到了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但民族危机始终贯穿整个宋代。宋代不是用和亲政策保平安，但靠的是岁币和钱帛，这是广大爱国士子心中莫大的耻辱。他们借昭君诗来委婉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愤怒和对当朝统治阶层的极力讽刺。如：“黄沙漫空天一色，漠北阴山断行迹。明妃辞汉适单于，委骨胡沙无来日。……何不设备御狂胡，人言仲舒计已疏。不以女色媚穹庐，圣宋之德千古无。”“昭君停车泪暂止，爲把功名奏天子。静得胡尘跗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释智圆《昭君辞》）两首诗都是借昭君说事，极力讽刺了当朝文武百官的无能！

南宋时期，遭受压制的抗战志士更是通过昭君之事抒发对当权者的批判。如“宁辞玉质配胡虏,但恨拙谋羞汉家”(李纲《明妃曲》，借明妃对汉廷的指责，发泄作者对一心求和的南宋朝的愤懑与不满。又如“汉家和亲成故事，万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主和派里风尘妾何罪？掖庭终有一人行，敢道君王弃蕉萃？双驼驾车夷乐悲，公卿谁悟和戎非！蒲桃宫中颜色惨，鸡鹿塞外行人稀。沙碛茫茫天四围，一片云生雪即飞。太古以来无寸草，借问春从何处归？”（陆游《明妃曲》），借昭君的内心可闷控诉主和者，再如“……下马穹庐移步涩，弹丝谁要胡儿听。年年两军苦争战，杀人如麻盈边城。若藉此行赎万骨，甘忍吾耻靡一身。闻笳常使梦魂惊，倚楼惟恐烽火明。狼子野心何可凭，呜呼狼子野心何可凭。”（赵汝鐩《昭君曲》）

四.结语

两宋时代，外敌入侵，战乱频繁。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政治环境之下，宋代士大夫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与参政热情。他们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对昭君的歌颂，抒发自己捐身赴命、精忠报国的满腔热忱。宋代士人积极进取、忠君爱国。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借昭君诗，于自身见解，就主站和和亲事件上发表自己观点，抒发了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从而使昭君诗蒙上了一层民族意识和儒家诗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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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航海 网址: http://gjhh.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4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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