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世界之中。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来，看新闻的时间和兴趣要超过观看电视剧或种种娱乐节目。这是时代巨变在文化上的反应，它标志着历史正在大踏步的前进，而娱乐文化的想象力和生产方式正在被远远抛在后面。从2008年开始，一种“新爱国主义”就开始在民间滋生，通过新媒介发酵，并且与民族复兴的国家大计紧密呼应。这种上下呼应的结构曾经是《创业史》试图建构却饱受质疑的现实，如今却赫然成为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如何理解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在这里，我将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从当代文学生产中的两个有待讨论的常识出发，尝试回应这个时代性的问题。我将提出“涉边文艺”的概念，并探讨建构“共和国涉边文学史”的可能，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首先要感谢大连民族大学邱志武先生对拙著《<上海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的悉心解读。这是我三年前出版的著作，基础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型初探——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著作出版前，经历了5年左右的修改。诚如邱志武先生所言，这篇博士论文与后来出版的著作，受到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的影响。“重返八十年代”并不只是重新研究八十年代文学，重返者们还希望通过检讨八十年代文学知识重新开放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识。因此，“重返八十年代”的提法在北方出现不久，上海知识界就出现了“两个三十年”的提法。两个口号，一个潮流，大体改变了学科的知识面貌。现在，这两个提法正在被一个新的提法取代，即“共和国文学70年”。这个概念的出现自然与共和国建国70周年相关，但它的重点不在于“70年”这个物理时间，而在于“共和国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宣告了重返者对于“历史断裂论”的胜利，也标志着学术界对于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正在“共和国”的概念下塑形。这倒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而是一种将“共和国”的概念作为可以给当代世界带来可能性的意义空间重新创造出来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有两个被“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潮流忽视的文学生产的常识，就值得讨论了。

首先是在宏观层面，如何看待党政系统对文学生产的介入。早在在大跃进时期，党政系统就形成了介入文学生产的一整套方法，即要求文学组织和文学出版与新闻报道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一方面，作协成员要下基层单位，以赛诗会之类的形式参与基层工作者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文学刊物开设了人物特写的专栏，特写对象是基层单位的先进人物。由此，文学生产便与基层单位的先进评选制度结合了起来。在八十年代知识中，这种介入被视为政治的而非文学的，不过本书认为它代表了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之一，并将其总结为“行政化的文学体制”。它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运转着。我们常说的“主旋律文学”和“主旋律电影”，就是在党政系统的直接支持下持续生产的。还有诸如“正能量”之类的批评概念，不仅被运用在作品评论中，也常见于新闻媒体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评论。八十年代的文学知识对此取回避态度，在文学史中也基本见不到相关讨论，但是对于试图重新建立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视野的“重返者”而言，“行政化的文学体制”的当代延续应当得到正视和重新理解。特别是今天，有关科、企、军、警、医的人物特写，正在感动着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其次，在微观层面，如何看待普通群众的现实感觉和改革想象。当文学以提供意义标准的方式参与先进评选制度，一种社会主义的主体生产机制便形成了。文学典型与生产典型合二为一，比如大庆的王进喜、军队的雷锋、好干部焦裕禄，许许多多先进典型经过报告文学、人物特写、诗歌赞颂成为了值得学习的对象。这意味着文学与现实的边界很难得到清晰划分。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没办法进入那段历史，就会纠结于梁生宝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纠结于日记之外的雷锋究竟是什么样子。诸如此类的提问看起来顺理成章，因为它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即便在今天，依然有很多人紧盯着某些医疗英雄的家属，追问他们为何能够消费奢侈品。此类问题是无法在消费能力或社会地位的层面得到有效回答的，因为这种回答等于在论证人与人差异的合理性。而质疑者最原初的价值标准，恰恰是人与人的平等性。在我看来，这种质疑是非常有趣的、在历史中形成的非历史思维。如果我们试着回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应该不难理解单位制下社会成员的处境：一种可以评定人生意义的主体生产机制笼罩了所有人的生活，如果你接受它，就应该努力学做活雷锋，学做梁生宝；如果你认为这种评定本身有欠公正，或者在执行中存在偏差，自然会去追问先进人物的真实模样，自然会去追究先进评选机制的运作方式。这种思维带有一定抗议色彩，但它恰恰坚持了主体生产机制许诺的基本原则——公平公正。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抗议性思维的形成过程和文化逻辑。

在这一时期，单位体制评选先进的公正性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焦点问题。它不仅上承十七年文学中的“‘动员-改造’模式”，也绵延至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棋王》，当王一生同时与九位获奖棋手盲棋对战，你一定会分享这位“落后人物”扬眉吐气的感觉，并由衷地承认他是体制外的真正的文化英雄。这些作品抓住了什么呢？抓住了先进评选制度的利益化。在《棋王》的原稿中，一战成名的王一生就被调到了省象棋队，过上了脱离生产大口吃肉的逍遥人生。在正式出版时，这个境界不高地结尾被删掉了。这个修改提示了当代主体生产机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先进评选制度的本意是塑造自觉的主体，以便克服科层制的种种弊端，最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成本，不过，这种超功利的制度设计，又是建立在档案身份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获评先进往往意味着身份编制的调整，而档案身份管理制度关系着一系列隐性福利。所以，文革之后的文学出现了许多苦心钻营争当先进的人物，最典型的一个便是《芙蓉镇》中的王秋赦。这种人破坏了评选先进的公平性，从内部瓦解了微观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生产。八十年代文学不仅深刻地刻画出了这种人格，还将整个主体生产机制的运作方式作为描写对象加以剖析，例如《晨雾》，讲述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究竟是怎样被人为地、反常地制造出来的过程。八十年代文学就这样从主体生产机制中反身而出，向着批判现实的方向一路发展下去，并且向着制度改革的方向用力，比如王安忆的《B角》，又如老一代工人作家唐克新的《没有找到钥匙的锁》。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想象其实得到了基层群众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而文学和文学家则成为了为民代言者。这是非常值得打捞的历史经验，因为它关系着改革的人民性。

与“行政化的文学体制”相似，维持单位制运行的主体生产机制也没有从历史中消失。它也延续到了今天，并且成为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内地的年轻人，正是因为不习惯单位制的评价机制，渴望获得新的人生意义，才跑去沿海城市做白领的。但是当他们忍受不了资本的评价机制，单位制又会焕发新的意义。这些都是发生在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我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尝试将这种生活经验转化为学术问题，即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为什么从落后人物的角度讲故事，拒绝崇高的意义？又如何创造新的意义，如何想象改革？由此创造出的改革想象，后来又遭遇了什么？记得有一位答辩评委嘲笑道，历史的转变并非如此简单。我当然同意改革的发生有很多深刻的历史因素，但我又认为对所谓深刻的历史因素的迷恋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中国改革不是少数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可以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基层群众的认可。基层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和普通群众的改革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出了重要性。

在2019年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做的是一种有关当代文化历史的研究，是很多人略有记忆却已不再关心了的过去。但是2019年以来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以及震撼人心的文化变局，让我感觉到“历史”并未结束，或者说“共和国文学”与“共和国历史”仍在行进之中。2019年可谓多事之秋，涉边问题、5G网络、中美贸易战，以及全民抗疫……接连不断的公共事件充斥媒体，将中国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陆续卷入其中。在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也可以看到国家惊人的动员能力，可以看到90后作为新的国民主体一跃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也可以看到许多积弊的暴露和调整。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已经成为了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共同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前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在网络时代的变相延续。

稍有年纪的人都会记得，“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口号源于2008年。那也是公共事件频发的一年，特别是“5·12”汶川地震，让许多中国人自发涌入广场，发出了“汶川加油！中国加油！”的呐喊。震后，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撰写了《今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从川陕甘地震谈起》一文，将这种浓郁的民族情感称为“新爱国主义”，并且认为“新爱国主义”的发生，与网络媒体的兴起和主流媒介报道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确，过去二十年来的媒介巨变对于公共文化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多对多的网络传播使传统的信息管理手段不再有效，网络平台日趋成为孕育社会共识的新空间。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学者开始研究网络爱国群体（“自干五”、“小粉红”、“小青马”和“工业党”）、网络爱国事件（“帝吧出征”、“霍顿事件”、“萨德导弹事件”），与媒介融合现象（“政务抖音号”）。这些研究主要发生在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两个学科，前者偏重信息的生产分析，后者偏重信息的意识形态分析，处于这两个学科交叉地带的传播政治学，刚好可以切入“新爱国主义”现象。当然，这些研究有舆论安全的考虑，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视角是非常有效的。

继续以这个视角看，会发现新媒体在2019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曾几何时，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方式悄然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当年汶川灾情的滚动播报还是在主流媒介的新闻报道中进行的，而“新冠”疫情的滚动报道已经转移到了抖音等种种短视频平台。武汉的数据，全国的数据，海外的数据，乃至我们居住地周边的状况，都能在短视频平台上清清楚楚地看到。很难想象这次疫情防疫战如果离开自媒体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持，会是怎样的动员效果，但网民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这一点。对于日本政府在疫情初期的不谨慎，他们说：日本没有抖音。抖音的发展非常快，用户数量的激增速度与当年的微信相仿。用户越多，信息就越多，而在海量的信息中，哪些信息会脱颖而出呢？一定是关于涉边的、灾难的、卫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此类信息拥有最广大的受众面。加之智能推荐与热搜功能的助推，抖音短视频平台便迅速演化成了国事咨询的重要渠道。更需关注度是，国家对抖音短视频平台的重视程度极高，林林种种的政务抖音号已经多达几千个（俗称“官抖”），可细分为新闻类、外事类、交规类和医疗类等等，基本实现了对国民日常生活的全面覆盖。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成为网络视频最大的素材供应方、议题生产者和权威发布者。

一方面是媒介自身对公共议题的偏爱，一方面是国家对媒介的高度介入，于是抖音不但没有削弱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反而成为主流媒体的信息快递员。它不仅大量地传递信息，还为用户预留了评论、转发和参与创作的主体位置。防疫期间热传的“抗疫志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实现了与抗美援朝期间的“签署爱国公约”运动相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即国民主体塑造。所以，如果说自媒体激活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应该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不过，自媒体时代的国家动员机制又与抗美援朝时期存在极大不同。传统媒介是一对多的信息传播，国家在掌控媒介的同时把握着公共事件的定义权。当国内出现“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时候，种种大众传媒都会被调动起来开展一场“三视教育运动”。但自媒体却允许网络用户以多种身份参与公共事件的演进，于是，国家的责任、干部的义务、专家的角色、人民的权益都等待着被重新回答。这导致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过程，在网络表征中被不断呈现和编码。

举一个不那么抢眼的例子，东非蝗虫危机。就在防疫期间，有大约4000亿只蝗虫由东非气势汹汹地一路东进，摧毁了印巴地区30%-50%的农作物，两国边境的军事冲突也因此被迫止戈。尽管这些蝗虫能否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国尚未可知，但自媒体很快将这个潜在的危机炒得沸沸扬扬，以致多位专家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此次蝗灾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并非沙漠蝗疫区。没多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又发布紧急通知,宣告我国仍面临沙漠蝗侵入风险。从传播政治学的角度说，在这一系列新闻播报的过程中，重要的不在于沙漠蝗虫是否真的会侵入中国，而在于这种灾情安全评估原本应该在专业防控系统内部完成的，然后由相关政府部门决定是否通报以及如何防控。但是在自媒体时代，这个过程被高度媒介化了。网络媒介正在重构一切，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这两件大事的同时发生，意味着共和国与中国人正在迎接一次历史性的重塑。而且这个历史进程正在向着振奋人心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从八十年代的文学知识出发，的确看不出什么关系来。在文学观层面，八十年代知识注重文学性，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在这种眼光中，公共事件、媒体报道和网络舆论都会被作为时势政治排除到文学的范畴之外。在史观层面，八十年代知识将“三个世界”简化成了一个世界，将现代化和西方奉为文学、文化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在价值观层面，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又包含了脱域化的世界想象，即通过想象西方建立个体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八十年代的文学知识缺乏凝视中国的耐心，或者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并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知识关心的问题。超越西方世界的丛林法则，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和世界秩序，更加超出了八十年代知识的范畴。

要回答文学与上述变局的关系，不妨回到我们开篇谈到的两种被忽视的历史经验：党政系统对文学生产的介入，与基层群众的现实感觉和改革想象。如果说党政系统介入文学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国民主体塑造，那么这项目的在自媒体时代其实主要并不是在文学领域落实的——今天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变得很疏远，已经不构成党政系统联系群众的主要途径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疫期间的“陈衍强诗歌事件”。在武汉人民受灾的时候，诗人怎么能以地域歧视和消极防控的态度写作？这是人民不能答应的，也是政府不能答应的。今天的文学有很多令人失望的痼疾，许多痼疾都可以溯源到八十年代知识，这一点已经被知识界充分意识到了。继续批评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或许是积极地解释许多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出现的泛文艺化的趋势。在过去的一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外事发言的杂文化，可以看到基层防疫口号和标语作为媒介符号被网络视频重新编码，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英雄特写，有关于民族企业家的，有关于科学家的，有关于军警医群像的……而杂文化的社论、口号和宣传、以及人物特写，恰恰是十七年文学最为常见的文体。再想想“孟晚舟事件”吧，经过连续不断的报道，孟晚舟女士的遭遇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但她迟迟没有被释放回国，华为危机也至今没有尘埃落定。诸如此类的国际新闻，是不是给人以“未完待续”之感呢？我们每天都在刷自媒体，每天都在做公共事件的观众，就像2019年以前每天追剧一样。自媒体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球拟像的时代，无数的“人物”和“情节”正在被填充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故事”之中。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符号的，既是切近的，也是遥不可及的。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文学与现实边界不清的状态了呢？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退一步讲，即使在广义的文学文本中，比如影视文学，同样可以看到中国故事的兴起。海外撤侨故事《战狼2》表达的是国家尊严，医疗改革故事《我不是药神》渴求的是制度完善，民族复兴故事《厉害了我的国》介绍的是国家富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正在成为中国电影的热门选题，而对于此类层出不穷的作品，用以往的文学范畴又是很难做出恰当说明的。就拿《战狼2》来说吧，故事发生在非洲，故不属于边疆文学；以退伍军人为主人公，故不属于军旅文学；对手并非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故而无法套用“抗美援朝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钟情于中国故事的当代电影需要新的命名，而这个命名，我认为可以是“涉边文艺”。涉边文艺不仅是指直接描写涉边问题的文艺表征，一切在民族复兴和媒介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表达国家想象和民族认同的文艺作品，都会在全球网络中产生涉边表征的功能，都可以被纳入“涉边文艺”的概念之中，包括上述种种泛文艺化的外事类的网络短视频，包括海外华人录制的非虚构性的海外行纪，包括各种神话新解和疆域史传类的视频作品，也包括以NASA为参照和超越对象的民间科普视频，甚至包括《魔童降世》等复活了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动画电影……对于遵从严谨学科划分的人来说，这样归纳显得过于草率和芜杂了。纪录片和科教片怎么可以与故事片混为一谈？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怎么可以与电影相提并论？外事发言和新闻报道怎么可以与文艺统一归纳？医疗改革的主题和青年亚文化文本又是怎么和涉边问题扯上关系的？答案只有两个词：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身份。

在网络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将各种艺术类型清晰地分开。2016年，《人民日报》点评批评豆瓣影评，称“恶评会伤害电影产业”，“严重破坏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电影业已高度卷入互联网的文化生态。不过，网评不都是恶评，网评的主流是大众的情感和趣味。而自媒体时代的大众情感，正是上文所述的“新爱国主义”。正如公共事件构成了网络中受众最广的媒介信息，“新爱国主义”也成为了网络中最不受排异的媒介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正在倒逼电影的取材和主题，并最终在电影票房上落下实锤。于是，我们先是看到了《战狼2》的票房奇迹，继而看到了2019年的国庆档几乎清一色的“主旋律电影”。这可以称得上中国电影史的奇观了，因为多年以来，“主旋律电影”基本由单位和学校组织观看保证票房的。大众的趣味不免与好莱坞电影的长期训练有关，但这与“新爱国主义”情感并不矛盾。中国电影正在借用好莱坞的电影技法和全球视野讲述中国的复兴故事，而这一切离不开网络媒介对电影产业的整编。如果有谁对此心存怀疑，就去看一看抖音上的电影公众号吧。今日中国大陆的电影宣传、电影评论、行业内幕，以及明星形象塑造，已经全面抖音化了。同时抖音化的还有国际新闻、外事发言，以及交规、医疗等各种文明规范。当这些公共性的泛文艺化表达与各种各样的网生短视频混杂在一起，语言杂糅的现象便随之发生了。我们可以见到普通人模仿新闻播报评议时事，也可以见到外事演讲频现吐槽，还可以看到国际新闻报道像电影剧情一样热衷于“情节”的反转。媒介融合带来了文艺类型、文体和语言的融合，任何坚守学科壁垒的研究初衷都将被这场文化变局挫败。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认为自媒体正在引发一场文化变局，而这场变局推动了新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不以“爱国主义文艺”或其他更为宽泛的概念加以命名呢？但是，像《魔童降世》这种挑战成人世界秩序的作品，用爱国主义来概括并不恰当吧？我们不妨比对一下《魔童降世》与被誉为“中国学派”经典之作的《哪吒闹海》。首先，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了中国神话的人物谱系。而在两部作品之间，中国动画曾经一度西化，特别是“有妖气”品牌下的非主流青年动画，基本脱离了中国神话的人物谱系和价值系统。其次，《哪吒闹海》表达的是青年主体的创伤经验，从属于伤痕文学的文化潮流，但《魔童降世》复活了政治化的国民主体，表达的是年青一代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改革期待，这与《我不是药神》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说“涉边文艺”意指所有在民族复兴背景下的产生的富于国家想象的文艺作品，那么这种国家想象必然伴随着国民主体的再造。换言之，“涉边文艺”的命名也有身份政治方面的考虑。

“涉边文艺”的命名还强调了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以及作品对这一历史语境的自觉性。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网路中，任何有关公共性的泛文艺表征，都具备涉外功能，都会成为他者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材料。而他者的眼光的存在，又会被新媒介文艺的生产者们察觉到，并内化到创作过程。不是有网民用英文制作了抗疫演讲吗？不是有人多人制作了抗疫日常生活中的习武视频吗？不是有外国脱口秀演员将这些视频搜集起来，秀给美国的公众吗？“涉边文艺”未必要局限于对边境问题的书写。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切有关民族文化和国家秩序的表达，都必然敏于民族他者的目光。而让作品走向成功的秘密，也往往就在其文化间性的定位策略，亦即把握全球媒介文化场域中诸多在场者的趣味和共识。一个最中庸的例子，当数李子柒的形象生产。其作品构造的乡土生活早已不复存在，但国内的受众、主流媒体、海外的受众似乎都从中发现了什么，并对作品进行了重新编码。每一次编码都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投注，重复叠加的文化资本最终造就的必然是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涉边文艺”与民族主义文学的根本区别——不是排他，而是融他。

“涉边文艺”的概念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建构至关重要。在整个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涉边想象一直在发挥重要的文化政治作用。从“鲁迅”笔名的由来到《光明》杂志专刊推出“东北作家”，从“国防文学”的提出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现代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中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涉边意识，并且在创作、编辑、评论、组织等各个文学生产环节广泛实践。在共和国的构造过程中，涉边想象也有诸多文学表现，如关涉国家主权的“抗美援朝文学”、关乎民族认同的“边疆文学”、关系国家统一的“台港澳文学”，以及“军旅文学”和“东北文学”等等。不过，这些范畴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的命名和讨论，其文化活力也渐趋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面对2008年以来一系列涉边的事件和文学文化现象，文学研究很难像其他学科那样建立有效的回应方式。

造成这种知识状况的原因，大多可以上溯至八十年代知识。但有一点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即文学的地域化进程。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地域性的文学范畴便逐渐泛起，如某某城市文学、某某省份文学，或某某区域文学，等等。这些范畴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其历史性已经有所显现。文学的地域化进程与简政放权的体制改革是同步同构的，因此可视为“文学与国家的互相生产”在改革时代的具体表现。对于当代文学与地方社会而言，地域文学曾经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如对方言的唤醒、对地方经验的表达，以及对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等等。但这一趋势也造成了“去国家化”效应，即地域的意义不再通过“国家”的概念来组织，而是取决于地域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及其回应现代化的方式。这意味着领土范围内的地域正在转化为全球格局中的区域，也意味着地域文学构成了“区域-全球”关系的现代性认识装置。

这种转化应当加以审慎的反思。例如“边疆文学”的概念，它的起源可追溯至1956年《边疆文学》杂志的创刊。该刊以服务“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为宗旨，因而是共和国民族政策的产物。进言之，“边疆文学”的概念自诞生之日便与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存在张力，但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边疆文学研究中，“边疆”的含义却被修改为国家领土范围内和全球消费格局中的双重边缘性空间。这是一种弱者的无助的在地性的全球想象，对本地人与外来者的身份辨析持有神经质般的敏感。我们不妨看一看相关研究的标题：《他者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从语言方式看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追求》，完全是一种自我迷失的状态。撇开了主权国家意识与制度创造的精神就一定会迷失，因为要确立全球化时代的区域主体性，根本不可能离开二者之间的文化共同体——国家。

“去国家化”的知识生产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国家化”的文艺范畴亟待提出。“涉边文艺”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得“有用”，因为民族复兴历史语境中的“涉边文艺”，提供了重新审视共和国文学的价值尺度和国际视野，也提供了整合“抗美援朝文学”、“边疆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种种地域文学范畴的可能。一句话，在那些貌似凌乱的抖音短视频的背后，隐藏着建构“共和国涉边文学史”的可能，这是非常值得投入十几年的时间去做的事。

文章来源：国家航海 网址: http://gjhh.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42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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